作为知名企业，B体育集团在商业领域的举动往往更容易令人瞩目和难忘。事实上，作为“能力越大责任越大”者，B体育及其董事长王健林在慈善公益界的成就，同样是中国企业界的翘楚——B体育是中国民营企业慈善捐款最多的企业之一，累计捐款超过28亿元，同时也是中国最高慈善大奖“中华慈善奖”举办7届以来，唯一获得六次大奖的企业。

近日，B体育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谈及他对于慈善公益事业的未来筹划和思考，不仅透露了近5年内B体育将在慈善事业上投入20亿元、以及他打算捐出约占他个人90%资产的B体育商业地产股份创建慈善基金的规划外，还对慈善的目的、慈善的创新以及如何改进慈善环境，提出个性鲜明的看法。

如果B体育商业地产上市，我就会宣布把我在商业地产集团这部分股份捐出去，做一个大的慈善基金

记者：作为大众眼中的商界强人，最近B体育在商业上做出很大举动。但你同时也被看做是一位慈善界的风云人物，请问最近在这方面是否也有大举措？

王健林：慈善本身不为博名，为名而善就不是慈善的目的。做慈善，我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，觉得做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一点人，能力大一点的时候就大帮一点人。我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者、一个实践者而已。至于做慈善的这些年，我们无非就是企业的现金流实力越来越大，可能每年的规划预算在这方面多一点。我们近期做的计划就是，从2011年到2015年是20亿，平均每年4亿的安排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我的商业地产上市，可能我就会宣布把我在商业地产集团这部分股份捐出去，做一个大的慈善基金。这块资产大概相当于我在商业地产的资产的90%。慈善是一门专业，我们仅仅把它看成乐施行为是不对的，我会找一个团队来运作这个事情。

记者：两年前就有传言你将建立慈善基金会的计划，进展如何？

王健林：B体育商业地产上市计划在两年前就报到证监会，目前没有获得批准。在正式获批上市之前，股东是不能变更的。我给民政部也写了一个报告，拟成立王健林基金会，民政部是同意的，并建议未上市前可以把大股东调成王健林基金会，但是监管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意见。

中国慈善没必要学美国，我们老祖宗行善的传统比他们强多了

记者：我看到有媒体报道，说您在慈善方面也想做很大的事业，要做比巴菲特、比尔·盖茨更强的慈善家，是这样吗？

王健林：那可不敢比。做慈善最好不要比较，如果一定要比较，作为富人来讲就是比数字了。当然也可以比具体的慈善行为，比如是不是真心实意啊，是不是每年都身体力行啊，但这很难给一个尺度来衡量。

记者：您当初说到把您大约90%的资产捐出来做个人基金的计划之后，我看到一些网友有这样的评论，觉得您是不是受到巴菲特他们的启发？

王健林：不会。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演讲，我认为中国慈善没必要学美国，我们老祖宗行善的传统比他们强多了。过去一有灾害，富人出来施粥或赈灾，这是非常普遍的。做慈善，中国比美国早多了，只不过美国是用现代慈善的方法，建立一个规范的公司，有预算，有安排，有最后的调查回馈，看捐赠行为是不是真的落实了，这一套现代的方法可能我们不如他们先进。我不承认是受了他们的什么影响，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多一点。

质疑你的人或骂你的人是少数，既然是少数就不必去介意

记者：当初为什么会投入慈善事业，而且坚持这么多年呢？

王健林：有两方面原因吧。一是家庭的教育。老辈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讲为人要行善，对我有一些影响。我做了生意以后，也没有想到第一年就赚了大钱。我1988年成立公司，年底拿了第一个项目，是一个创新性的、搞棚户区改造，在全中国搞棚户区的改造，B体育是第一家。当时一个小区就赚了一千多万，三四十个人的公司一年就挣了一千多万，那时觉得了不得了。中国文化核心的两点就是中庸和平衡，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回报一点社会，心里平衡一点，舒服一点，所以一开始就捐了100万元。第二个原因就是，我们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可，给予很高评价，就觉得，哟，这个事挺好，也就开始做第二次，慢慢形成了公司的一个文化。

记者：似乎在现在的社会做小一点的善事大家会支持，但是做越大的善事遭受的质疑也会越大。这些年我们知道B体育做慈善受到的质疑甚至是非议也不少，这些会对您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吗？

王健林：没有改变。因为首先我有一个基本判断：质疑的总是极少数。我觉得什么事都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。毛主席在过去老是讲“做什么事都要想95%”，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道理。做什么事都要分析什么是多数什么是少数。即便你在网上看到做一件事情质疑的（意见）是50%，那也不意味着那50%就是真正的50%，因为很多人没时间上网去发言，所以我有一个判断，我觉得质疑你的人或骂你的人是少数，既然是少数就不必去介意。你行善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觉得只要不是为名而善，就应该问题不大。

今后我要更多地支持青年创业

记者：在商业领域您一直是以倡导创新模式而著称的，在慈善公益方面，是不是也有创新的做法呢？

王健林：我们在慈善公益方面当然也是有创新的。比如说我带头在工商联搞了一个“慈善委员会”，我们拿出一部分钱去四川的巴东仪陇地区搞捐赠，但不是直接把钱给他们。我们跟工商联一起，派了十几个人去做调研，每个县选一两个乡，支持当地做农业产业发展，钱是借给他们，要求三年还回来，不付息。这样做的结果，（资金）归还率还是很高的，有接近80%收回来了。如果我们每户给个5万、10万，一个县撒1个亿，这一点作用都不起。这就是慈善创新。

此外，过去做慈善我一直把扶助贫困、支持教育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，但最近几年我逐渐转向支持青年创业。我在两年前跟四位企业家一起，与团中央创业指导基金合作，创立了一个青年创业基金，叫“瀛基金”，我们创立了一种模式，在全国设立了大概20个指导中心，要求选择创业5年至10年的企业家做指导老师。大学生和青年人要申请创业，那么你的计划必须要请两位指导老师评估和指导，等两位老师都认可再报给指导中心，指导中心再报给基金会。我们原则上每一个人每一次不超过100万的资金扶持，特殊的项目可以给300万，而且只能无息借给受助人，受助人必须承诺到期归还。这种方式已运作几年，还款率非常高，能达到90%以上。

我有一个想法，以后我要更多地以支持青年创业为慈善发展方向。两个原因，一是支持创业符合现在的趋势，靠创业带动就业，创业才能致富。更多人创业国家才有希望。我也在观察，从2000年到现在，几乎没有出现成功的创业家。我觉得如果中国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出现断代，可能对国家的危害比政策的失误更危险，所以从这个层面讲，我愿意支持更多的青年创业。
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刘净植
　　供图/CFP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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